苏安娜就不乐意了。丈夫死了，房没了，她一生的不幸，都是无能律师造成的。苏安娜认定了送许苏去唱歌或者打球，都是一条比学法律、当律师更有息的路，所以为令儿回心转意，她用带，用板凳砸，教育起儿来是真下狠手。过去一碰就卖乖讨饶的许苏偏偏这回难拗得很，宁可被打得伤痕累累，后背大全是血条，连坐都坐不下来。很长时间里许苏得趴在床上写作业，写着写着，就在本上留下一个名字。

香港老板走的时候，苏安娜就对许苏说了那句话。

拖油瓶就更没理了。香港老板的意思是把许苏送走，就他俩逍遥快活去。苏安娜也真想过把许苏送回姓许的老家去，许文军他爸是被不肖气死了，但许文军他妈还在，老太太一个人在乡下地，多养活一个孙该是不成问题。

审的时候简直飞狗。律师在他娘俩面前若悬河拍着脯打包票，一上就磕磕，苏安娜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被一无能又无良的律师给坑了。上律师不给力，苏安娜忍不住亲自上阵，与自己的二哥互相指着鼻大骂，二哥回击说苏安娜是个不肖，打小就知坑爹，她小时候往家里二楼的窗上挂过青天白日旗，害得苏老爷险被红卫兵抓去批斗……

傅云宪。

许苏嫌运动员太辛苦，嫌艺术家太缥缈，嫌搞金的油，嫌搞文艺的浮夸……当着苏安娜的面，许苏把三百六十行糟践了个遍，最后发现，似乎什么都不如长大以后当个律师，横竖就靠一张嘴，也不必多，就混它个小有名气，撑不着，饿不死，好。

对此，许苏半是激，半是疑惑。

其实许苏本也可能不用过得那么苦。他打小长得乖巧好看，占着这优势，前前后后也碰上过不少机会。先是一少年合唱团想招他去，说他滥竽充数都没关系，只要站在排笑对镜就好，后来市羽球队又看中他手长长人活络，是棵打球的好苗，打算招校重培养。苏安娜觉得这些都不错，至少解决了家里一人的吃饭问题。但许苏死活不同意。

法官让法警轰他们去。

但后来不知是作失误还是良心发现，就没这么。

自那以后，苏安娜一改过去柔顺温婉的脾气，既没打算再嫁，也没盼人救济。许文军死后留下一大烂摊，她为撑起一个家起早贪黑，练过摊，倒过票，过一切合法或不合法的小生意，转青不再，貌消逝。许苏有回看见苏安娜在菜市场里，为缺了一斤两的猪肝跟小贩对骂，恍惚以为自己看见了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凸颧骨，薄嘴，两手搭在髀间，正像圆规细脚伶仃。

“你转达我的意思，早从加拿大回来，省里就这一个红通缉令，我保他可以取保候审。”

许苏适时把那句话翻来嚼味一下，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等苏安娜实在撑不住再想回去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她的兄嫂也不知怎么就忽悠着老爷把家里那园洋房卖了，瞒着不在老爷边的妹妹，擅自分了那笔钱。待苏安娜母偶人得知这事的时候，苏老爷已经病逝了好几年。苏安娜举目无亲又孑然苦熬多年，早就不惦记什么亲情情了，她一纸诉状把兄嫂告上了法院，官司拖了几年，期间被不良律师忽悠着打了不少钱，结果还是败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