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不凡笑了笑说：“呵呵……对！就是孔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我理解，就是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也就是说，反对在主观动机方面假仁义之名而行谋利之实，但并不反对在客观效果上因为行义而得到正当的利益特别是公共的大利。这一现得最典型的就是‘孟见梁惠王’的故事。面对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提问，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面看来，孟似乎是将德与利益对立了起来，只讲‘义’不讲‘利’。实际上孟认为，行仁义的结果是‘王天下’。即结束战，走向统一。这不仅是黎民百姓的最大的利益，而且是在行‘义’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在客观效果上可以说是‘义利双收’。”

街，遇到了老儿、老太太，或是盲人、其他残疾人过路，也会上前搀扶一把。那时的人们很质朴、善良，都以“学雷锋好事”为荣，本就想都不敢想还有“撞炮”这事。不像几十年后人人自危，在街见了老人摔倒都不敢搀扶，生怕被讹。以至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十分荒唐的变成了社会焦问题，甚至还有专家煞有介事的说“见危不扶”、“见死不救”从法律层面讲，并不违法。

毕云涛的脸一红，说：“老战，你侮辱斯文！顽固透，不可教也！”

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说孝敬、赡养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到别人的老人，抚养、教育自己的孩从而推及到别人的孩。这才是传统的中华德，不能只调“人人为我”，而远离“我为人人”。就像一位歌星在一九八九年节晚会上情演唱的《的奉献》中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一，世界将变成好的人间！”

“哎……”战智湛正在教室困扰于枯燥的《理论力学》时，肩忽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战智湛若有所思的说：“嗯……也就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就应该牺牲利益而成就义。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孔所说的‘杀成仁’，孟所说的‘舍生取义’。”

说罢，毕云涛气呼呼的转走了。实际上，战智湛怎么会不知中华文化源远长、博大。作为中华文化的髓，中华传统德蕴着丰富的思想德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对塑造中华民族神、影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发挥了大作用。“义以为上”的神，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只不过战智湛就是不服输，喜打击“避”的气焰而已。

在“为您服务，助人为乐”活动中埠大学电系曾组织了一个“大学生心服务队”，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利用星期天走上街，义务帮助老百姓修理各家电。“大学生心服务队”和中医学院的“杏林学雷锋小组”共同被团省委表彰过。

卓不凡的话使战智湛受益良多，将自己的言行向“义以为上”、行仁践义、行己有耻的君靠拢，这可是关系到能否异于禽兽的大问题。也许，战智湛压儿就不是经商的料。

战智湛抬望去，原来是同寝好友“避”，于是有惊讶的说：“嘢……你咋没去看着你的书亭？你一惊一乍的想吓死俺咋的？”

听了卓不凡的话，战智湛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义以为上”了解的肤浅。急忙虚心的问：“不凡哥哥，这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是合乎德要求的、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

卓不凡了，笑着说：“是的！孔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以成仁。’孟说‘生亦我所也，义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苟活而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仁践义。”

自从毕云涛给战智湛讲了一顿“义以为上”，勾起了他烈的好奇心。战智湛连续多日泡在图书馆里，赌咒发誓要搞明白“义以为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战智湛终于对“义以为上”有了初步的了解。

掌握了新的知识，自然就有了卖的冲动。当战智湛有一次去卓不凡家的暗室，和卓不凡聊起“义以为上”时，卓不凡先是愣了愣，随即说：“是的！儒家明确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是提倡面对利益时首先要想到德的要求，想到利益是否属于自己‘应当’得到的。也就是‘君财取之有’。反对见到利益就把德置诸脑后，甚至把追求个人利益当作行事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