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却有两个人失约了。

我早已不是那个在分别时还会嚎啕大哭的小女孩了，可我是那么希望谭谅还能在上车前抱抱我，付远书还能告诉我受了欺负给哥哥们打电话。

但我终究只能叮嘱父亲少抽烟少应酬，叮嘱母亲不要太累注意身体，然后平静地和他们拥抱，告别，登上列车，等着它待我驶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谭谅说的对，我们都该向前看的。

十八

我大学这四年，过得很忙碌，很充实。

除了课业的学习之外，我加入了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了艾滋病宣传志愿小组，尽自己所能宣传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希望能帮助艾滋病患者摆脱外界的歧视。

大学期间我也试图过去找付远书，我忙他更忙，四年来也没见过几次面，大多数的交流也仅限于逢年过节的问候。我只知道付远书现在似乎是做传染病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大建树了。

我不知道谭谅是具体是哪天去世的，而且他选择海葬，我也没有可以凭吊的地方，更无从跟付远书谈起这件事，怕让他伤心。

后来我保送研究生，然后又到国外去交换，那段时间几乎彻底和付远书断了联系。

我回国后在北京某个大报社工作，渐渐的手里有了一些资源，在征得了付远书的同意之后，找朋友将谭谅的专辑发布了出去，专辑所获盈利全部捐给帮扶艾滋病人的公益组织。

专辑发布后销量很好，谭谅的声音流传了开来，在人们的耳机里，在街头巷尾的商店里，在驻唱歌手的麦克风里。

我感到很奇妙，因为这种感觉就像谭谅从未离开，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这世界上。

我撰写了新闻稿将谭谅和付远书的事情写了出来，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再加上我一直在参与帮助艾滋病人的公益活动，就借机联系了一些公益组织在网上发起了一次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在帮助谭谅完成夙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光和热。

至此，我一直以来希望帮谭谅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完了。

我也一直以为，我和付远书与谭谅的缘分，彻底止步于此了。

所以听到隔壁的响动时，我没想到是付远书回来了，直到听到他哼起那首歌，我才意识到真的是他。

我敲响了门，里面的人好像也有些惊讶，问了一句谁呀？

等他开门见到我，并没有显得太过惊讶，笑了笑说进来吧。

付远书虽然已经四十多了，但是没有中年男人普遍都有的啤酒肚，秃头顶，除了脸上多了一些皱纹，他几乎没怎么变。

房子里面窗户大开着，地上有一些扫除用具，看样子付远书是在收拾这间老房子。

付远书给我倒了杯水。

“这屋子有日子没住人了，我刚简单打扫了一遍，不算脏，你随意坐。”

我坐在沙发上，付远书也停下了手里的活，跟我闲聊起来。

他还是那样温和地询问了我和我父母的近况，还贴心地告诉我们注意疫情期间的防护。

我问他最近疫情一直在蔓延，你在医院也挺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