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生活比起很多人都算是富余的了，久了我还攒下一笔不少的存款。那时候，我有不少中国同事们都和当地人结了婚，就没再回来了。”

“——不过，一九三一年，我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苏联当时安排我在伯力坐办公室，那我怎么甘心？更何况国内的革命也正缺乏人才”，他端起茶杯，润了润喉咙：“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不肯放人。我回国心切，就找了个借口，说女朋友来了莫斯科，我要去探望。然后嘛——”首长狡黠一笑，“钱和衣物什么都没带，我就这样‘金蝉脱壳’，偷跑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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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被选入远征部队作为随军翻译前往中东铁路时，伍秀泉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作战任务，还安慰刘博兼不要为他担心；然而，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远征军解散，将他调动到伯力时他才明白，短时间内，他们二人很难再见面了。

实话讲，苏联边疆保卫局的待遇并不算差，一个月能拿270卢布（苏联人对他们一向大方），除此之外，翻译文章一类的活也能挣不少钱。但是，处理堆积成山的公文、审讯几千个东北军战俘，这些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偶尔还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至于发往莫斯科的每一封工作调动申请，基本都石沉大海，再无回音：对此，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伍秀泉很快就把暑假在阿纳帕攒下来的那点脂肪消耗完了，看起来竟然比以前还瘦。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伍秀泉终于清点完了苏军从东北县城收缴来的公文卷宗。结束了繁重枯燥的工作，他拖着一身疲惫回到职工宿舍。

门口传达室的老先生是个朝鲜族，俄语说得不大灵光，见到他便朝他喊：“皮达可夫，有人在楼上等你！”

“什么？”他没太听懂老人模棱两可的俄语。

老人指指他，又指了指楼上：“有人来了，楼上。”

说完，他咂着烟斗弯下腰去翻找伍秀泉的信件，而等他找出那几封盖着莫斯科邮戳的信的时候，传达室早就没有年轻人的影子了。

“真够急的。”老人干眨了眨眼，说了句朝鲜话，把信又讷讷地放了回去。

宿舍的旧木门被伍秀泉砰地一声推开，年轻人喘着粗气看着坐在他书桌前的人——不是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又是谁呢？

刘博兼笑吟吟的看着他：“怎么老是这么急？”

“你怎么来了？！”伍秀泉怀疑自己在做梦。

“我在伏龙芝的工作结束了，来看看你。吃饭没有？”不等年轻人回答他便又接道，“看你这个样子，肯定没有。”他从桌上带来的牛皮纸袋里翻找，掏出了那个伍秀泉无比熟悉的铁皮饭盒，“我带了饺子，还是温的。伯力的梁同志家里人包的，知道我来，特地送过来的。”

伍秀泉还在愣在原地，一声不吭地盯着刘博兼，眼圈甚至逐渐红了。

“怎么了？”刘博兼见状，忙过来拉住他的手，“不想见我？生我的气？”

伍秀泉摇了摇头，哑着声音开口：“你的头发……”

只是半年未见，刘博兼的鬓角竟已经全白了。

年长者什么也没解释，只是把伍秀泉的头按进自己的肩窝，“你瘦了。”他叹气。

守着青年乖乖地把饺子吃完，他把饭盒收进牛皮纸袋。“秀泉，我们出去走走吧。”他说。

北半球的夏天白昼很长，将近九点，巨大的日轮还未完全沉下去，只是挂在天幕上，把远处的地平线染成赤裸的金黄。伍秀泉走在前面，带着他在这座远东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只是青年一路上笑得勉强，刘博兼知道他是在强打起精神，免得叫自己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