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长一直住在中顾委给他安排的一个带院子的二层小楼里。

刚开始他还觉得两层楼太奢侈，给他住是浪费，不同意；后来看到有个很安静的小院，才点了头。

他让我们几个警卫员炊事员都搬进去，我们便在院子里种了些花草和蔬菜，和他同吃同住；后来知道秘书同志一个人住得远，上下班不方便，他就让秘书同志也住了进来。过了两年，他又听说某个一般干部拖家带口，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干脆把一楼也安排了出去。这样，本来冷冷清清的小楼现在住满了人，又有孩子，变得十分热闹。

有一年春节，我们照旧聚在一起吃饭。饭后，孩子们要放鞭炮，首长就在院子里那株梅树底下，含着笑看他们追逐、嬉戏。

正到了梅花开的季节，雪地里纷纷扬扬落满了这些浅粉色的小花，和鞭炮的碎纸皮、孩子的笑闹声混在一起，显得二月的京城很有烟火气。

“小陈啊，”望着傲然绽放的枝头，首长突然开口，“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梅树我总觉得才栽下来，现在竟然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就是啊，首长，”我挠挠头，回答道，“前两年我还老担心种不活呢。”

“嗯。”他点点头：“又是新的一年啦……”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岁末。

年关要到了，赣州南边的一个小县城里，一条街的商铺都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部分掌柜还在忙着张罗伙计们内外点扫。来往路上的人——哪怕穷得揭不开锅——手上也或多或少都拎着年货，喜笑颜开地往燃起炊烟的家里赶。这一年热闹得确实和往年不太一样：上头说，仗打完了。鬼子输了，国民党也跑了，这片他们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一下子被宣布从旧的中国变成了新的中国——一句“新年吉祥”也就成了一个魔法，让旧的、坏的、死的一切都被留在过去了。

日头沉到了山坳里，县城里还在张灯结彩，而此时城外北郊的金莲山，已被黄昏压得只剩一片遥遥的黑影。

半山坡的一座孤坟前，东北军区的总参谋长正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把一株半人高的小梅树栽进刚挖好的土坑里。他没带警卫、一身便装，裤腿上全是泥，全然看不出竟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栽好树苗，他又拎起铁锨盖上肥土，从不远的山沟里打来一桶清泉，给树苗浇上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检查了好几遍才放下手头的工具。

孤坟上插着的那块木牌已经朽坏了，只勉强看得出来人名，他把这块木牌扶正，过了一会，似乎是又觉得不妥，把那块草率的破木板抽了出来，扔到了一边，才像卸了力一样在孤坟旁坐下。

“刘博兼，”他枕着孤坟上长出来的野草，喃喃地说，“我有点累了。”

深山里的枯枝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南国已经渐渐有了冬天的寒意，他翻出了包里的一条旧围巾，抖了抖，披在了身上。

“少山同志说你葬在了大余梅关，”他自嘲般笑了笑，“结果，我在梅岭上找了三天三夜，简直是要把山上的每一寸土都翻过来了。谁知道那帮反动派最后把你弄到这里来了呢？”

“还好，我在县城里碰到了老张——就是以前搞地下工作的那个张良同志。他是本地人，认识路。你在这里，也是他告诉我的。”

“你别气我来晚了，博兼，”他说，“早上来的时候，你这地方草都长得快有人高了，他们给你做的木牌子也烂完了，我就马上下山找石匠打了新的，又去买了树苗。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坐下来，和你说说话。”

天色彻底暗了下去，地平线上最后的一点光晕也消失了。

“这次我休假时间不多，过两天就要走了。现在咱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嘛——前几天我刚收到任命，要去政务院新成立的外交部担任苏联东欧司的司长，”他看向夜空中高悬的月亮，“我这身军装穿了二十年，现在，要脱下来了……”

山中仍是静悄悄的，林间偶尔有几声冬虫鸣叫。

“刘博兼，十四年了。”说到这，他突然止住了，再开口时，声音竟带着些哽咽，“我想你了。”

“十四年了……这十四年发生了好多事，仗打完了，人民解放了，”他皱着眉，把发抖的声音敛了回去，“咱们的革命胜利，我也见到了。”

“我答应你的，你要我干的，我全都做了，”他把头轻轻地靠在坟包上：“可你这骗子……怎么一次都不来梦里看我？”

“有时候半夜醒了，总觉得是你——我总觉得你还在守着我。长征时我害了那么重的病，后来延安到沈阳的飞机又失事了，可我竟然都活了下来，活到了今天。”他笑了笑，眼尾拖出几条鱼尾纹，“博兼，这大概是你在帮我吧。”

“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变迷信了？可咱们当了大半辈子的唯物主义者，你就让我迷信这一回吧。”

“以前总笑你老，”他摸着自己鬓角的白发，“可我现在竟然都比你长一岁了……”

夜深了，荒坡上没有人，没有鸟兽，也没有纪念碑。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一点洒下来的月光，这里什么都没有。

共和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将帅，就这样坐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孤坟前，对着一个被留在过去的影子絮絮叨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或者西北的黄土高坡、林海雪原中的军工厂……那些故事——后来被人们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历史——重要的，不重要的，像要将这十四年说尽一样，他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直到灯火通明的县城开始撞钟。

钟楼里，古老的铜钟被撞响了三次，发出了三声肃穆庄严的巨响，从县城一直远远地传到山坡上。

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零时了。

城中的人开始放鞭炮，山的对面升起了几束绚烂的礼花，将深紫色的云层短暂地照亮，又在转瞬间便消逝了。

“刘博兼，”他低声说，“新年快乐。”

日子照过，马儿照跑，一九五〇年开始了。

2.

八十年代的时候，首长的身体状况常常令人担忧。反“围剿”时负伤的弹片还留在他身体里，长征时也落下过病根。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没日没夜地批斗、关“牛棚”，可以说受尽了折磨。

虽然“文革”结束后慢慢调养好了一些